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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是不能吃只能看的东西
* 来源 :http://www.wsdjhys.cn * 发表时间 : 2020-07-10 01:47 * 浏览 :

曾挑着担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走街串巷卖花的张耀春,1996年才到广州去卖花。他记得,“到广州后,听说我是斗南来的,广州人都争先恐后地买我的花。”

李坤崇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电商的贡献不可小觑。他们不仅挖掘出了新的市场,还挖掘出了消费者的需求。甚至细致到消费者喜欢什么颜色形态味道。

那时,每两三个月就要有一个人回家,把大家存在银行里的钱带回去。一两百万元,用报纸包好,再用胶带封起来,写上名字。一开始,他们用麻袋把这些钱装起来,后来他们才学会用包或行李箱。

在广州的11年间,鲁红伟从一天赚20元到两小时赚200万元。广州出现了一条“斗南鲜花街”。

“那时花卉科研薄弱,积累太少,花农要解决的问题太多,逼着我们查资料、摸索分析,然后再教给农民。”曾在“花卉工厂”工作的昆明植物所研究员张石宝说,科研人员提高了农民种植的技术水平,同时,花农的积极性也推动了花卉科研的发展。

但这一方案一开始应者寥寥,花农、花企、花商大多不愿为这一从没有任何地方采用过的方法承担风险。

“口述者们用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事实:是改革开放让斗南花卉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让花农在市场经济中,从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到学会尊重知识产权,并与科研人员一起推动了花卉的科技创新。”《口述史》专家组组长、昆明文史研究馆馆员徐启亚说。花是不能吃只能看的东西,如果不是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谁能设想云南的鲜切花产量在2017年达到110多亿枝。

作为最早进入斗南的农业科学家,如今在网络上几乎查不到更多魏兆祥的资料,但华明昇至今仍记得,30年多前,魏兆祥就意识到未来市场对花卉发展的需求。他记得魏兆祥说过,“花卉一定会形成大产业。”

在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副所长李坤崇看来,“品种是整个花卉行业的制高点,对花卉产业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

“市场的要求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如果技术粗糙是支撑不了产业发展的高端需求的。”

张力介绍,培育一个花卉新品种通常需要5至10年的时间,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和研发人员的科技创新,每一棵种苗都有知识产权。

“花加”已受到了1200万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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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饭点魏兆祥就在他家随便吃点什么。

2000年,昆明举行首届国际花卉展,国外一些育种家带着新品种来参展,但这些品种很快就被“山寨”了,国外育种商拿不到1分钱专利费。

54岁的莫柳林回忆,他们全部住在广州芳村的简陋旅社,20元一天,几个人一间,睡的是高低床。每天从机场提来的花就放在床底下或床上,人和花各占一半。

“可以说当年每一项花卉科研的突破,都是农户和我们共同完成的。”他说。

30多年前开始种花的花农并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产权,靠自己扦插繁殖来降低生产成本。

2013年年底,昆明的一场大雪使玫瑰产量下降了50%,眼看2014年情人节的玫瑰将供不应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些消息灵通的花商立即办了签证前往荷兰、肯尼亚采购玫瑰。尽管进口的玫瑰价格不菲,但在情人节当天全部卖光。这个信号让敏锐的花商发现,品质好的鲜花有极大的消费市场。昆明花拍中心储备的新品种受到了购买商的关注。

那一年7月4日,15岁的鲁红伟用一张72元的票,坐了72小时的火车到达广州。当天,这些花让他赚了20元。如今已是斗南花卉协会会长的鲁红伟认为,这20元是他的“第一桶金”。

他说,尽管近年来国内新品种研发的速度增快,但目前国内90%的品种,还是要依赖从荷兰、以色列、德国、法国等花卉种植大国进口。要使用这些品种就要支付高昂的专利费。花卉产业发达国家由此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并控制着世界的花卉贸易。

在化忠义、华明昇等人的带领下,几年间斗南的土地上全部改种了鲜花。1999年,斗南的鲜花种植从最初的0.3亩发展到2589亩。斗南花卉市场日上市鲜花120万~150万枝,高峰时达300余万枝。

那些种球是1982年,时任昆明呈贡县农业局良种场场长的化忠义怀揣着省、市两家种子公司开具的证明和介绍信,去广东省佛山市买来的。几个月后,他将开出红花的唐菖蒲插在一个有水的小桶里,捆在自行车上,让15岁的女儿化俊华到昆明尚义街卖掉。

当时在外做建筑生意的华明昇,听从了一个在昆明卖花朋友的建议,去云南省林木种苗站买了90元的唐菖蒲种在自家地里,后来这些花卖了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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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0.9元、0.8元、0.7元……6个拍卖钟上红色的价格不断地跳动,李雯碧紧张地盯着屏幕,当她要购买的花出现在大屏幕上时,她要在3秒内按下按钮,否则会被其他买家买走。

“当时我们去欧洲,外国人跟我们讲的都是知识产权保护。有的育种商听说是云南来的,甚至不接待我们。”张力说。

“有位电商告诉我,他们进口的一种芳香玫瑰,能卖到20多元一枝。”

2018年12月17日,《no.1亚洲花都——昆明斗南花卉产业发展口述史》(以下简称《口述史》)出版发行,这本由昆明市文史研究馆编撰的图书与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口述史一起,被中央文史研究馆列为改革开放40周年口述史丛书全国重点选题并收藏。

尽管“花卉工厂”只存在了7年,10位在“花卉工厂”工作过的科研人员,如今有3位已经去世,但直至30多年后的今天,花农们都对“花卉工厂”念念不忘。

撬动这块土地的,除了政策还有科技。《口述史》作者之一、昆明文史研究馆馆员王晓洁说,采写此书的过程中发现,刚开始,斗南农民用种菜的方式种花,后来是一群科研工作者来到田间地头,把鲜花变成一个大产业。“他们是一个过去被新闻媒体忽略的群体”。

经过18年的攻关,胡虹、张石宝带领的研究团队把野生兜兰驯化成了商品花卉,把在野外4年才开花的兜兰调控到2年3个月开花,打通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技术的全产业链,保护了野生资源。2018年,100万盆兜兰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给企业带来了上百万元的利润。

李坤崇说。在此之前,由于玫瑰的芳香会消耗能量,瓶插期会因此缩短2~3天。所以育种过程中,玫瑰的芳香基因被去掉了,使得玫瑰不香。

如今,斗南被誉为“亚洲花都”,是中国乃至亚洲鲜切花价格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在斗南背后,

昆明植物所研究员的胡虹培育的勿忘我、满天星曾一度是斗南的标杆产品。农民告诉胡虹,一筐满天星可以换回一台彩电。胡虹听了吓一跳,“那时彩电在我们心中可还是奢侈品的代名词。”

在农民眼里,魏兆祥“任劳任怨,不要任何回报”。华明昇记得,只要农民遇到问题打电话,魏兆祥第二天一定会到斗南来瞧瞧,告诉他们怎么办。那时斗南没有餐馆,

华明昇常常从斗南村走到呈贡县城,然后坐中巴,换公交车,辗转来到位于昆明盘龙区郊外的昆明植物所。这位主动找上门来的年轻人,“正合了魏兆祥的心意”。他无偿提供香石竹种苗,让华明昇用两分地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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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市场的农民对花的认知非常精细。“勿忘我的蓝色要蓝到和色卡一样准确,穗子多长、延体多高、每一株多重,他们都能说得很细。”胡虹说。

“这一方法极大地扭转了国外育种商对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不保护知识产权的印象。” 张力说,“现在我们去欧洲,一些育种商会主动邀请我们去看种苗。”

2017年,花拍中心为国内外育种商代收专利费840多万元。张力分析,2018年代收专利费达1400多万元。

“一个玫瑰新品种8年才培育得出来,但花农拿来后一段一段剪下插在土里就扩繁了。”张力说,一棵玫瑰的专利费是8元,自己扦插繁殖的玫瑰只卖5角。高昂的专利费成为了花农无法逾越的经济障碍。

“在这个公开透明的平台上,蝴蝶效应显现了出来。”张力说,消费者喜欢新品种,批发商就关注新品种,市场价格一高,农民就愿种新品种。这就是市场的感觉。

当过铁匠、开过货车的段金辉,2005年3月开始在家乡云南玉溪市通海县种下10亩玫瑰。10年后,他所创办的云秀花卉公司与云南省农科院共同选育出3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玫瑰新品种。

由于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国外育种商对中国进行了封锁,不让新品种进入中国。前些年斗南种植的玫瑰,大多是专利期已过、被欧洲淘汰了20多年的品种。

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种苗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吕春朝曾跟着魏兆祥多次去斗南,他们帮华明昇整地、栽苗,教他用竹子搭建大棚以及施肥和管理。“那时的塑料大棚比较矮,人要弯着腰才进得去。”这两分地的香石竹,当年卖了6000多元。

2017年1月24日,除夕的前两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斗南花卉市场。那天晚上,总理用20元买下了两把非洲菊。

“斗南花卉的发展,印证了中国40年来从穷变富、从油盐柴米到享受精神产品的变化。”他说。

根据电商的信息,花卉所于3年前引进了法国一家花卉公司的芳香型玫瑰品种,在云南泸西县采用高效环保生产,产品专供电商,电商直接卖给消费者,形成一个产业链的闭环,既保护了知识产权,也使种植商和销售商的利润最大化。

昆明花拍中心总经理张力介绍,花拍中心作为中国第一个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不仅是一个斗南花卉进入国际市场、与国际接轨的平台,

在与花农、花商的交谈中,李克强总理嘱托:“我们要向世界第一迈进,我们要做到真正的世界第一。”

科技并非没有风险。“花卉跟时装一样,是一个时髦的商品。”李坤崇说,一个品种经过10年才培育出来,流行3到5年就可能被更新换代,因此科研人员必须了解消费需求。

1986年,昆明植物所研究员魏兆祥从日本引进设施和栽培鲜切花技术,用云南省科技厅提供的120万元项目经费,在昆明植物所的后山上,建起了一个占地20亩的“花卉工厂”,培育香石竹、满天星等花卉种苗。

“我们当时有二三十人,最多时60人。”

张力当时担任首席拍卖师。他记得第一天的拍卖结果非常“不堪”,60万枝花,全部以0.3元的低价拍出。有些买家将拍到的花拿到旁边的对手市场去卖,0.4元一枝,赚了1000多元。

“当年3分地的菜只能卖几百元,而3分地的花可以卖到1000元左右。” 靠种花一年就成了“万元户”的华明昇说。

2015年5月,两名80后青年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叫“flower plus花加”公众号,经营云南花卉。仅仅两年多,

地处高原的云南,有强烈的紫外线、辽阔的适宜土壤,是全球最适宜花卉生长的区域之一。濒临昆明滇池的斗南村,土地肥沃,气候温润,大片的平坝和河谷全年都能种植花卉。

但是在1950至1980年间,斗南村主要种植粮食和蔬菜。在统购统销时代,蔬菜每年按指标上交后,村里每个劳动力每天挣的工分只有8角,人均年纯收入200元。

经过10余年的努力,昆明花拍中心自创的收取专利费的方式得到了市场认可。如今,已有10余家国内外育种商、2.5万多户种植商、3100多户购买商加入了昆明花拍中心的合作体系,70多个新品种得以推广。

“拍花的时候心都要跳出来了,特别有好品种出现时,你不能耽误,耽误几秒钟花就不见了。”在拍卖市场做了16年购买商的李雯碧,18岁就到斗南买花再贩卖到昆明去卖,20多年来,她的鲜切花批发生意越做越大。有一段时间,她专门为人民大会堂供花。

这个市场是一点点闯出来的。1993年,因为昆明市场需求量有限,斗南鲜花开始过剩,最便宜的时候,两枝花才卖1分钱。村里一批年轻人决定到北京、上海、广州去寻找新的市场。

而且彼时的花拍中心还在经历冷场和亏损。2002年12月20日,中国的第一场花卉拍卖在花拍中心开拍时,有的花农从100公里以外的玉溪市把花拉来,有的花农租车敲锣打鼓插着彩旗把花送来。

如今,华明昇与3名股东共同经营着一个400多亩的大花蕙兰农场,年收入500多万元。

在与农民的交往中,胡虹发现,农民是“不讲情面的”,如果提供给他们的种苗不好,他们就来退苗,要求还他们的定金。“农民要求我们精益求精。”

为解决这个痛点,昆明花拍中心提出了“用市场的力量来保护知识产权”。即育种商、花农、拍卖市场签署三方合作协议,拍卖市场从国外引进品种,然后提供给农户,农户生产出来后送到拍卖市场交易,通过每笔交易扣下10%的专利费,分期支付给育种商。

但即使如此,拍卖市场也没有放弃对农民的说服,同时他们不断从国外筛选引进新品种来测试,并从中选择出一些向市场推广。

目前,与“花加”常年合作的花卉种植户近1万户,其中签订合同的1000多户。

2018年前三季度,云南全省花卉种植总面积达158万亩,全省鲜切花总产量达80.5亿支,花卉综合总产值386亿元,从业人员上百万。

每天下午3时,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昆明花拍中心”)的两个拍卖大厅、900个交易席位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卉批发商都会像李雯碧一样聚精会神地盯着交易钟,以平均0.001秒的手速,拍下他们看中的鲜花。他们每天完成300万~350万枝的花卉交易。这里决定着全国乃至东南亚各地第二天花卉市场价格的走势。

“总理说的‘世界第一’,我的理解是,不仅要做到规模上的世界第一,更要做到研发实力上的世界第一。”云南省农科院副院长王继华说。(记者 张文凌)

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原副所长吕春朝回忆,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他开始设法转手从荷兰引进香石竹,还借鉴国外经验栽培。

第二天,拍卖市场的花从60万枝下降到30万枝。后来最少的时候,拍卖市场一天只有几万枝花。在此后的5年间,拍卖市场的价格一直比对手市场的低。

据公司副总裁、花加电子商务云南公司总经理张宇提供的数据,2018年,花加采购鲜花3.6亿枝,直接销售到全国200多个城市,全年销售额10亿元。

“在后台庞大的数据库里,我们70多人的研发团队会从中分析出客户的需求,然后再用市场需求的产品去指导与公司签约的农户的种植。”张宇说。

化忠义的唐菖蒲,后来被认为是“斗南商品花卉种植的起步”。30年后,“斗南花卉”商标成为中国第一个花卉类驰名商标。

1982年,云南全面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土地包产到户,让农民有权选择在自家田地种什么。